1978年，对中国而言是不寻常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二十年时间证明，这对中国现代经济的腾飞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2001年，对中国而言同样是一个值得怀念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加入了WTO，实现了“第二次改革开放”，这一次，中国的建筑界和规划界却遭受到了外来的巨大压力，于是在我们耳边也就逐渐有了保罗•安德鲁、库哈斯、杰奎斯•赫佐格、皮埃尔德默隆、诺曼•福斯特、扎哈•哈迪德这些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的名字，因为他们与“中国的建筑”——中国国家大剧院、新CCTV大楼、“鸟巢”国家体育馆、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广州新剧院等当代大型建筑项目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就有了“狼来了”的说法。

　　“狼”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它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建筑界，唤起了中国普通大众对建筑的广泛关注。

　　功能和形式

　　功能和形式之于建筑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之于硬币一样，两者互相依靠、互相影响而不分离。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筑界早已争辩已久。著名建筑师沙里文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功能决定形式”的言论，而随后密斯先生则提出了“功能追随形式”的观点，他认为建筑本身要比它的功能更长久。作为密斯的追随者，约翰逊甚至比密斯更进一步，他说：“在我看来，形式总是跟随形式，而非功能”。路易•康认为：“形式是建筑的基础”，并进一步补充：“形式不服从功能，形式指引方向，因为它保持了基素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才促使了人们对建筑创造形式的思考，于是就有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奇芭欧文化中心、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等形式建筑，也就有了中国现代的“鸟巢”、“鸟蛋”和中央电视台大楼。

　　创新是建筑创作的生命，创意是建筑创作的灵魂。

　　当从“第二次改革开放”开启之日起，中国建筑界似乎已经“沉沦”了！而在我们耳边经常响起的则也往往是国外的知名设计师，至此，中国人民已经象迷恋“肯德鸡”一样迷恋上了外国建筑公司的名字和外国的设计师，甚至达到了“痴狂”的境界。在某个大型建筑项目招标上，经过专家评选，最后中标的是国内的一家建筑设计单位。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他们则在中标的单位名称上另外加上了一家外国知名设计单位的名字。于是，就这样我们的甲方则心甘情愿的“无偿”把大把大把钞票送到外国人手里，这不得不令人可悲！

　　日本经验

　　巧合的是，二战后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林匹克和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是亚洲人举办的第一次奥林匹克和世界博览会(与今日之中国将要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在上海举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是如此的相似)，但是，从其资料上看，从组委会到会场的规划设计到各个场馆设计，全部是由日本国内的中坚力量组成，并动员了大量的文化界、科技界、规划设计领域的精英，长时间探讨，共同塑造了战败后日本的新国际形象，像丹下健三、大高正人、矶崎新等老一代建筑师、规划师正是从这些日本国内经济振兴期的多种实践中渐渐确立了其国际声誉。

　　正如当代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在其著作《连战连败》中所言：“生命是什么？人生是什么？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一生作着回答。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也愿意选择像路易•康那样战斗一生的活法，而且沿着自己认定的道路一直战斗到最后”。这是一种心态、一种追求，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日本当代建筑师如安藤忠雄、伊东丰雄等人迅速崛起的原因吧。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的做法，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我们的建筑师们和决策者们深思。

　　我们的路在何方？

　　“你们不要把中国变成世界景观的实验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世界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学也必将是世界的景观设计学”，这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博士在国外举办的国际景观大会上的发言，这是一种强烈自信心的流露，而目前我们建筑界缺少的就恰恰是这份自信，我们期待更多的建筑师拥有更多这样的自信。

　　可是，就在去年“2006中英设计与合作论坛”上，中国的设计师们却“失言”了——没有一个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到场，原本一场精彩的令人期待的论坛，结果却变成了英国建筑师们的“独脚戏”，让到场学者失望至极。不要寻找什么理由去搪塞、去推脱，说白了关键还是我们自己没有这份自信，因此我们中国建筑师要走的路还很长。

　　正如海尔总裁张瑞敏先生在海尔产值达到600亿的国际新闻发布会上所言：“你只有成为狼，才能够与狼共舞；如果你甘愿作为羊，那么你只有被吃掉的份。”今天，我们中国的建筑师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是选择做“羊”，还是选择做“狼”，就由你自己决定吧！但是有一点，需要我们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言论在建筑领域同样盛行。你不要奢望对手对你有什么怜悯之心，关键还是靠实力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