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得是最好的黄金地段，雇法国的设计师，建就建最高档次的公寓……”电影《大腕》里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在房地产市场上，“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句俗话仍然是非常贴切的形容。不少开发商都会认为，在选择产品的载体——土地之后，设计师的名气也成为项目运作的关键。而政府的公共建筑更是不断地向洋设计师摇起橄榄枝。

近期，广州多项标志性公共建筑的招标入围结果陆续公布，境外设计公司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比例，比如广州第一高楼设计方案只有本地一家设计公司入围，第三高楼的3个入围设计方案全部为境外设计公司。新行政区萝岗的规划设计竞赛内入围的5个方案几乎全是境外设计公司，本地的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是与美国AI ARCHITECTURE 建筑与城市设计公司合作。

此前新机场、琶州会展中心、歌剧院乃至前两年的广州体育馆等大型公建项目也都是洋设计公司中标。在楼盘设计上，境外设计师同样占据了高端市场的大部分比例。在广州高档楼盘的广告宣传中，贝尔高林、泛亚易道等名字频频出现，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荷兰等地的设计师也开始频频参与住宅小区的设计。

房地产设计生态扫描

“一个人的经历越多，创作的内容越丰富。在国外生活，让我学会了思维的方法。而回国感觉做设计的自由度是挺大的。可能我与客户沟通得还不错吧，他们都很支持我而没有去限制我。有时客户自己都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他们连经营的手法、资料都不懂得怎样与设计师交流，我们展开设计会比较困难，但恰恰是这样，设计空间反而会更大。”曾负责广州金融中心天河某甲级写字楼的设计师承认在国外做设计师的经历，令他在回国后获得了相当的便利。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所在的设计所承接的业务就已经逐渐以珠三角其他地区的为主。在广州本地往往难与境外设计公司竞争，又或是在费用方面往往被开发商压得很低。”拥有博士学位，在广州本地某中型设计所工作的赵先生无奈地表示。

“现在的楼盘大多会找境外设计公司负责前期的概念设计，而我们就会接手去把这种概念化为现实。”赵先生表示，按照国家规定，总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设计费不低于整个工程总投资额的3％。但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市场行为的设计费只有造价的1％~2％，远低于北京、上海同行。一个5万平方米的高层建筑,本地的国有设计院最终能分给设计人员的设计费用大约为15万元，由建筑、结构、水电、通风、概算等老派6个专业的设计人员摊分，真正到负责设计的建筑师手上的可能只有4万元左右的收入。大项目的收入尚且如此，做几千平方米的项目对建筑师来说，收入与付出的比例则更不协调了。

境外设计师的收费则没有一定标准。“开发商大多会觉得洋设计更有噱头，也愿意花这个钱去作为宣传。但他们面对本地的设计公司时则会尽可能的压价。一般来说，做同样性质的设计，境外设计师收取的设计费大概会比我们高2~3倍。”赵先生自嘲，“有同行笑称，‘本地的设计师用境外设计师五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他们5倍的工程量,拿他们十分之一的设计费’，数据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有时给人的感觉确实如此。”“这种情况下，向珠三角或内地二线城市转移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策略之一。因为我们到了这些地方，比较优势会相当明显，就等于洋设计来到了广州一样。”赵先生表示，他所在的设计所年营业额可能会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是来自广州以外的地区。当然也有不少中型设计公司开始转战室内装修领域。

而记者在翻查不少本地知名设计院的代表作名单时，发现他们往往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很少独立地完成标志性的公共建筑或大型商场及住宅等民用建筑，即使一些参与了如正佳广场、广州东站广场等大型设计的公司，也是与境外公司携手合作完成设计。从2000年开始，更是开始出现广东建设工程量虽然每年都在1000万平方米以上，但获奖项目却少得可怜的尴尬局面。据悉在近两年的建设部优秀勘察设计项目中，广东省的建筑设计获奖项目也只有10来个。

据广州市建委的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市属勘察设计单位不到200家，能与境外设计公司争一日之长的甲级单位只有20多家。每年能通过职称考核晋升的一级注册建筑师只有5位左右。全市一级注册建筑师约300多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400多人。而营业收入也似乎并不见得乐观。去年全年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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